發現與記憶:圍繞莫干山會議的十年敘事?

時間:2019-10-08 13:39 發布于:文學頻道 編輯:A001? 來源:漢網

柳紅

這是一本并不完整的關于莫干山會議的文獻集,例如,它缺了“以文選人”的會議論文,甚至連論文題目也無處搜尋。曾經試圖一位一位地征詢,所獲甚少,不得不放棄。一些來自北京的參會者,或因參與了會議籌備,像對1300篇論文的審稿等;或因來自中央或國務院機關,或因其他原因屬于特邀代表,并非因論文入選。而外地代表,散落各地,時隔三十余年,找尋難度甚大。當初開會,論文本就未要求帶上山;而審稿之后的論文有無保存?放到了哪里?亦無人知曉。要知道,這只是幾位年輕人創意發起,眾多人士和機構支持,舉辦起來的,雖有名頭,但終究是一個民間會議,并非由一個機構統一操持。因而,其資料散失可以想象;正是如此,其會議本身的意義才格外顯著。

2019年6月,一些八十年代的青年學人,因日前再次掀起的價格雙軌制發明權爭,在微信群中作了一些討論。我看到孫方明先生的意見,似可作為本書的一個注釋,因此摘錄如下:

“十多年來關于價格雙軌制發明權的爭議,最大的成果是誤導了許多不知情的人,以為價格雙軌制是莫干山會議最重要的議題和貢獻。實際上,莫干山會議的議題涉及到當時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方面面,不少建議對高層決策起到了直接間接的重要影響。但是以為一次聚會就決定了中國的改革方向,那就一相情愿了,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今天很多人對莫干山會議的追憶,自然含有對美好事物放大的成份。但不爭的事實是:一次對全國經濟改革有影響的討論會,主要不是由機構發起的,而是一些個人提議,民間串連,形成共識就開始組織,也沒有誰審查批準,居然得到浙江省委的支持和助力,會議過程受到共和國高層的關注和肯定,甚至還委托時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專程到杭州去聽取會議匯報。這些黃金年代的追議,是莫干山會議最精彩,也最令人神往的。莫干山會議表明,中青年經濟研究者自由自主研究的成果,可以與國家最高層直接對話,可以影響決策。在當時,類似于莫干山會議的大大小小聚會無窮多,而莫干山會因其別具一格,成了旗幟!”

人們對莫干山會及其相關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讀。由此,也提出了一系列問題:莫干山會的價值何在?八十年代青年經濟學人的行為特征和精神氣質是怎樣的?他們是怎么樣聚合在一起的?又是通過什么管道來影響改革決策的?廟堂與江湖是如何連接的?八十年代的獨特性在哪里?等等。

本書分三部分:一是總括性,研究性發掘和回顧會議情況;二是親歷者從自己參會、辦會角度來談;三是歷史文獻,包括會議文件,工作筆記,日記,報道,照片等。

這不僅是一本文獻集,也是“莫干山會議”這一事件被發掘和記憶留存的記錄。這條線是如何呈現的呢?是通過按照文章發表的時間順序加以編排,由此可以看到整個事件漸次被打開的過程,經由一次又一次書寫;一個又一個講述,像拼圖似的,將一小片一小片拼接出大致輪廓。這也是通過民間獨立研究、記錄,發掘,留存記憶的過程。我格外看重,特別想強調這樣一個角度。尤其是在當下,這是我們該做,能做的事,也是某種責任。

先說關于莫干山會議總體性書寫部分,從2008年的第一篇到2018年的最后一篇,前后經歷了十年。2008年10月,《經濟觀察報》發表了我寫的《莫干山會議真相》。其緣起,也與價格雙軌制發明權爭論有關。爭論各方都提及了在莫干山會上的爭論,然而人們對這個會卻鮮為人知。在莫干山會議的四位發起組織者中,黃江南當時在國內,已經接受過采訪;朱嘉明和張鋼在海外。我與他倆通過skype進行訪談,在寫的過程中,也不斷追問,請他們確認細節;而另外一位劉佑成,雖四處打聽,還是未能聯系上,在文中特意說明,并配了1984年年初朱嘉明和黃江南與他在杭州的合影。此外,也采訪了一些與會者。文中提及四、五十人,其中有二十余年,未在報紙上出現過的名字。文章在經濟學家圈兒,也在一些八十年代的過來人中產生了反響。其實,出發點很簡單,就是想呈現1980年代的氣氛和時代感。那是由很多人,包括青年經濟學人群體一齊努力,研究問題,思想激蕩,有創意有行動,共同創造的歷史。

而莫干山會更大范圍地進入人們視野,是2012年曹文煉先生在莫干山發起新莫干山會議以后。一年一度,他不斷邀請1984年莫干山會議代表參加。從而,使之與歷史有某種具體的連接。莫干山會議的故事被反復講述,以致于成為某種符號和象征。

常修澤先生,既是1984年參會者,也是2012年后新莫干山會的嘉賓,他在2012年所寫的莫干山會議史料版,被納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張卓元先生主編的《新中國經濟學史料(1949-2011)》一書。它使得一樁曾被徹底消失,八十年代青年經濟學人作為整體行動的一個典型事件,被納入主流經濟學敘事體系。

2014年,在莫干山會議舉辦三十周年之前,我幸運地得到一些珍貴的私人收藏,像翟新華先生的日記等資料,也做了更多的采訪,從而得以寫出較六年前更為詳盡的會議情況--《歷史之棱鏡——寫在莫干山會議三十周年時》。

時至2018年,收到一位兄長微信轉來劉佑成先生所寫《莫干山會議始末》。1984年,時任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他,會議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基于當時的工作筆記而寫,史料價值很高。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即刻與佑成先生聯系,得知他掛筆近三十年,原本此生不打算再寫什么,終因捱不住友人相勸,在70歲這年,將經歷過的一些事記錄下來,與朋友們分享。他拒絕了我提出將文章發表的建議,說既然我做相關研究,盡可以拿去用。我堅持說,要發表了才好引用,要讓更多的人讀到。《經濟觀察報》于2018年6月發表了劉佑成先生的文章,并建議我寫一個推薦語。我理解,并非是因為我有“資格”推薦,而是出于某種歷史延續性和需要點出的意義。在簡單介紹了之前的情況后,我寫道:

“作為研究者,面對這樣的“熱鬧”,總感到有些遺憾:1984年莫干山會議,漸行漸遠,物是人非,存在與會者難免失真的記憶,而糾正這樣的情況,將相關研究深入下去,需要有新的和鑿實的歷史記錄問世。終于,封筆二十八年的劉佑成先生“現身”。他以會議主辦者的身份和角度,基于當時的工作筆記,寫出《莫干山會議始末》,為研究者和公眾提供了直接、豐富、多元的文獻和信息。至此,這一曾經直面社會改革基本問題、掀起頭腦風暴、匯聚思想能量,帶有時代標志,并為很多人帶來嶄新歷史機會,青年經濟學人舉辦的第一次全國性會議,這一曾經被遮蔽的歷史事件,其殘缺部分得以很大程度地填補,其圖像更為完整地顯現。而這一歷史挖掘過程,歷時十年。劉佑成先生功莫大焉。”

這就是我想呈現的莫干山會議“發掘史”。

再來看親歷者說。華生和賈康兩位是較早回憶莫干山會議的。除了在報刊發表文章或出版回憶錄中節選的作者,令人欣喜地是,在本書編輯過程中,有幾位當事人接受了約稿邀請:像時任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的田源先生;像以工人之身投稿入選,卻因工廠不準參會,憤而辭職,前往莫干山的閆卡琳先生;像操持莫干山會勞苦功高的時任《經濟學周報》編輯的秘書長張鋼先生等,他們都專門撰文。在約二十位作者中,可以看到因為時間久遠,有些自己親身參與的經歷忘記了,而較多地趨向于寫被眾人反復強調的事件。這可能也是某種“記憶”模式,于是,也形成了某種“敘事”。而這種敘事是符合史實的,還是建構出來的?都值得進一步研究。正如前述孫方明先生的批評。而親歷者身份、來源的多元化,可以一定程度地增加記憶的豐富性。像閆卡林先生和閻淮先生的講述,一個是地方工廠青工;一個是中組部青干局官員,對同一事件的反應放在一起格外出彩。而孔丹先生,時為張勁夫先生的秘書,與總理秘書李湘魯先生二人上會,以及在青年和領導之間所做的溝通,則是另外一個難得的角度。此外,我也在學術網站上搜索到一篇文章,作者是1984年大學畢業不久,因論文入選而參會的黃漢江先生所寫的回憶。而能夠得到劉佑成先生的工作筆記和翟新華先生會議期間的日記,無疑是相當寶貴的一手資料。

伴隨著莫干山會議的名聲,與之相關的歷史記憶和書寫,也出現了某些新的問題。例如,當你想盡量揭開一段被遮蔽的歷史時,總有莫名奇妙的習慣或力量要繼續將其掩蓋。媒體傾向于強調某些主流經濟學家或人物的角色和作用;而對另一些實際起了很重要作用的人物則避而遠之。對于這樣的現實既理解,又感到遺憾。

本書尊重各位作者的表述,即便有記憶失誤,彼此有矛盾處。我想,連同文獻集本身,都構成歷史記憶與敘事的一部分,而非歷史記錄和解釋的最終版本。

至于莫干山會議的價值和意義,留待讀者和歷史來評價,來回味。

柳紅

2019年7月4日

寫于維也納,奧地利國家圖書館維特根斯坦-研究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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